宗庙探源之唐朝篇（二十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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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：“据礼院奏，以为东都太庙既废，不可复修，见在太微宫神主，请瘗于所寓之地。有乖经训，不敢雷同。臣所以别进议状，请修祔主，并依典礼，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。臣与公卿等重议，皆以为庙固合修，主不可瘗，即与臣等别状意同。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，各设神主，恐涉庙有二主之义，请修庙虚室，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。伏以六主神位，内有不祧之宗，今用迁庙之仪，犹未合礼。臣等犹未敢署众状，盖为阙疑。”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：“夫论国之大事，必本乎正而根乎经，以臻于中道。圣朝以广孝为先，以得礼为贵，而臣下敢不以经对。三论六故，已详于前议矣。再捧天问，而陈乎诸家之说，求于典训，考乎大中，庙有必修之文，主无可置之理。何则。正经正史，两都之庙可徵。《礼》称天子不卜处太庙，择日卜建国之地，则宗庙可知。废庙之说，恐非所宜。谨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三经及汉朝正史，两都并设庙，而载主之制，久已行之。敢不明徵而去文饰，援据经文，不易前见，东都太庙，合务修崇，而旧主当瘗，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。皇帝有事于洛，则奉斋车载主以行。”博士顾德章议曰：“夫礼虽缘情，将明厥要，实在得中，必过礼而求多，则反亏于诚敬。伏以神龙之际，天命有归，移武氏庙于长安，即其地而置太庙，以至天宝初复，不为建都。而设议曰：中宗立庙于东都，无乖旧典。徵其意，不亦谬乎。又曰东都太庙，至于睿宗、玄宗，犹奉而不易者。盖缘尝所尊奉，不敢辄废也。今则废已多时，犹循莫举之典也。又曰虽贞观之始，草创未暇，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。谨按定《开元六典敕》曰：听政之暇，错综古今，法以《周官》，作为《唐典》。览其本末，千载一朝。《春秋》谓考古之法也。行之可久，不曰然欤。此时东都太庙见在，《六典》序两都宫阙，西都具太庙之位，东都则存而不论，足明事出一时，又安得曰开元之法也。又三代礼乐，莫盛于周。昨者论议之时，便宜细大，取法于周，迁而立庙。今立庙不因迁，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。又曰建国神位，右社稷而左宗庙，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者。谨按《六典》，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。迩后渐加构，宫室百司，于是备矣。今之宫室百司，乃武氏改命所备也。上都已建国立宗庙，不合引言。又曰：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，长安祭孝成等三帝。以此为置庙之例，则又非也。当汉两处有庙，所祭之帝各别。今东都建庙作主，与上都尽同，而论之，失之甚者。又曰今或东洛复太庙，有司同日侍祭，以此为数，实所未解者。谨按天宝三载诏曰：顷四时有事于太庙，两京同日。自今已后，两京各宜别择日。载于祀典，可得而详。且立庙造主，所以祭神，而曰存而勿祀，出自何经。当七庙五庙无虚主，而欲立虚庙，法于何典。前称庙貌如故者，即指建中之中，就有而言，以为国之先也。前以非时不造主者，谓见有神主，不得以非时而造也。若江左至德之际，主并散亡，不可拘以例也。又曰君子将营宫室，以宗庙为先，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。东都既有宫室，而太庙不合不营。凡以论之，其义斯胜。而西周、东汉，并曰两都，其各有宗庙之證，经史昭然，又得以极思于扬扢。《诗》曰：其绳则直，缩板以载，作庙翼翼。《大雅》瓜瓞，言丰庙之作也。又曰：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。洛邑既成，以率文王之祀。此《诗》言洛之庙也。《书》曰：成王既至洛，烝祭岁，文王骍牛一，武王骍牛一。又曰祼于太室，康王又居丰，命毕公保釐东郊。岂有无庙而可烝祭，非都而设保釐。则《书》东西之庙也。逮于后汉卜洛，西京之庙亦存。建武二年，于洛阳立庙，而成、哀、平三帝祭于西京。一十八年，亲幸长安，行禘礼，当时五帝列于洛都，三帝留于京庙，行幸之岁，与合食之期相会，不奉斋车，又安可以成此礼。则知两庙周人成法，载主以行，汉家通制。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，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。《礼》言一都之庙，室不虚主，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。联出征之辞，更明载主之意，因事而言，理实相统，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。古人求神之所非一，奉神之意无二，故废桑主，重作栗主，既事理之，已明其一也。或又引《左氏传》筑郿凡例，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而立建主之论。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，筑郿，《左传》为筑发凡例，《谷梁》讥因薮泽之利，《公羊》称避凶年造邑之嫌。三传异同，左氏为短。何则。当春秋二百年间，鲁凡城二十四邑，唯郿一邑称筑城，其二十三邑，岂皆宗庙先君之主乎；执此为建主之端，又非通论。或又曰：废之瘗，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；宜舍故依新，前已列矣。按瘗主之位有三：或于北牖之下，或在西阶之间，庙之事也。其不当立之主，但随其所以瘗之。夫主瘗乎当立之庙，斯不然矣。以所在而言，则太微宫所藏之所，与汉之寝园无异。历代以降，建一都者多，两都者少。今国家崇东西之宅，极严奉之典，而以各庙为疑，合以建都故事，以相质正，即周、汉是也。今详议所徵，究其年代，率皆一都之时，岂可以拟议，亦孰敢献酬于其间。详考经旨，古人谋寝必及于庙，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。国家承隋氏之弊，草创未暇，后虽建于垂拱，而事有所合。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，文物大备之朝，历于十一圣，不识议废之。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，庙有合立之理，而不可一一革也。今洛都之制，上自宫殿楼观，下及百辟之司，与西京无异。銮舆之至也，虽厮役之贱，必归其所理也。岂先帝之主，独无其所安乎？时也，虞主尚瘗，废主宜然。或以马融、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，庙不妨于暂虚，是则马融、李舟，可法于宣尼矣。以此拟议，乖当则深。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，邑曰筑，都曰城者。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，惟郿一邑称筑。如城郎、费之类，各有所因，或以他防，或以自固，谓之尽有宗庙，理则极非。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，简策有考文之美，五帝不同乐，三王不同礼，遭时为法，因事制宜。此则改作有为，非有司之事也。如有司之职，但合一一据经；变礼从时，则须俟明诏也。凡不修之證，略有七条：庙立因迁，一也；已废不举，二也；庙不可虚，三也；非时不造主，四也；合载迁主行，五也；尊无二上，六也；《六典》不书，七也。谨按文王迁丰立庙，武王迁镐立庙，成王迁洛立庙，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，是违因迁立庙也。谨按《礼记》曰：凡祭，有其废之，莫敢举也。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。今东都太庙，废已八朝，若果立之，是违已废不举也。谨按《礼记》曰：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。今欲立虚庙，是违庙不可虚也。谨按《左传》：丁丑，作僖公主。书不时也。《记》又曰：过时不祭，礼也。合礼之祭，过时犹废，非礼之主，可以作乎。今欲非时作主，是违非时不作主也。谨按《曾子问》：古者师行以迁庙主行乎。孔子曰：天子巡狩，必以迁庙主行，载于斋车，言必有尊也。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，则失之矣。皇氏云：迁庙主者，载迁一室之主也。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，是违载迁之主也。谨按《礼记》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。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也。今欲两都建庙作主，是违尊无二上也。谨按《六典》序两都宫阙及庙宇，此时东都有庙不载，是违《六典》不书也。遍考书传，并不合修。寖以武德、贞观之中，作法垂范之日，文物大备，儒彦毕臻，若可修营，不应议不及矣。《记》曰：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。天之体，动也。地之体，止也。此明乐可作，礼难变也。伏惟陛下诚明载物，庄敬御天，孝方切于祖宗，事乃求于根本。再令集议，俾定所长。臣实职司，敢不条白以对。”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，并同载于后。其一曰：伏见八月六日敕，欲修东都太庙，令会议事。此时已有议状，准礼不合更修。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，皆同署状。德章官在礼寺，实忝司存，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，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，脱国之祀典，有乖礼文，岂唯受责于旷官，窃惧贻耻于明代。所以勤勤恳恳，将不言而又言也。昨者异同之意，尽可指陈。一则以有都之名，便合立庙；次则欲崇修庙宇，以候时巡。殊不知庙不合虚，主唯载一也。谨按贞观九年诏曰：太原之地，肇基王业，事均丰、沛，义等宛、谯，约礼而言，须议立庙。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：臣旁观祭典，遍考礼经，宗庙皆在京师，不于下土别置。昔周之丰、镐，实为迁都，乃是因事便营，非云一时别立。太宗许其奏，即日而停。由是而言，太原岂无都号，太原尔时犹废，东都不立可知。且庙室惟新，即须有主，主既藏瘗，非虚而何。是有都立庙之言，不攻而自破矣。又按《曾子问》曰：古者师行，必以迁庙主行乎。孔子曰：天子巡狩，必以迁庙主行，载于斋车，言必有尊也。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，则失矣。皇氏云：迁庙主者，唯载新迁一室之主也。如祧之主，无载行之文。假使候时巡，自可修营一室，议构九室，有何依凭。夫宗庙，尊事也，重事也，至尊至重，安得以疑文定论。言苟不经，则为擅议。近者敕旨，凡以议事，皆须一一据经。若无经文，任以史證。如或经史皆无据者，不得率意而言。则立庙东都，正经史无据，果从臆说，无乃前后相违也。《书》曰：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。会议者四十八人，所同者六七人耳，比夫二三之喻，又何其多也。夫尧、舜之为帝，迄今称咏之者，非有他术异智者也，以其有贤臣辅翼，能顺考古道也。故尧之书曰若稽古帝尧。《孔氏传》曰。傅说佐殷之君，亦曰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。考之古道既如前，验以国章又如此，将求典实，无以易诸。伏希必本正经，稍抑浮议，踵皋、夔之古道，法周、孔之遗文，则天下守贞之儒，实所幸甚。其馀已具前议。其二曰：夫宗庙之设，主于诚敬，旋观典礼，二则非诚。是以匪因迁都，不可别立庙宇。《记》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。又曰：凡祭，有其废之，莫敢举也。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。则东都太庙，废已多时，若议增修，稍违前志。何者。圣历、神龙之际，武后始复明辟，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，本欲权固人心，非经久之制也。伏以所存神主，既请祧藏，今庙室维新，即须有主。神主非时不造，庙寝又无虚议，如修复以俟时巡，唯载一主，备在方册，可得而详。又引经中义有数等，或是弟子之语，或是他人之言。今庙不可虚，尊无二上，非时不造主，合载一主行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，比之常据，不可同涂。又丘明修《春秋》，悉以君子定褒贬，至陈泄冶以忠获罪，晋文以臣召君，于此数条，复称君子，将评得失，特以宣尼断之。《传》曰：危疑之理，须圣言以明也。或以东都不同他都，地有坛社宫阙，欲议构葺，似是无妨。此则酌于意怀，非曰经据也。但以遍讨今古，无有坛社立庙之證，用以为说，实所未安。谨上自殷、周，旁稽故实，除因迁都之外，无别立庙之文。制曰：自古议礼，皆酌人情。必稷嗣知几，贾生达识，方可发挥大政，润色皇猷，其他管窥，盖不足数。公卿之议，实可施行，德章所陈，最为浅近，岂得苟申独见，妄有异同。事贵酌中，礼宜从众。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，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。六年三月，择日既定，礼官既行，旋以武宗登遐，其事遂寝。五月，礼仪使奏：武宗昭肃皇帝祔庙，并合祧迁者。伏以自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兄弟相及，已历三朝。昭穆之位，与承前不同。所可疑者，其事有四：一者，兄弟昭穆同位，不相为后；二者，已祧之主，复入旧庙；三者，庙数有限，无后之主，则宜出置别庙；四者，兄弟既不相为后，昭为父道，穆为子道，则昭穆同班，不合异位。据《春秋》文公二年，跻僖公。何休云：跻，升也，谓西上也。惠公与庄公当同南西上，隐、桓与闵、僖当同北西上。孔颖达亦引此义释经。又贺循云：殷之盘庚，不序阳甲；汉之光武，上继元帝。晋元帝、简文，皆用此义毁之，盖以昭穆位同，不可兼毁二庙故也。《尚书》曰：七代之庙，可以观德。且殷家兄弟相及，有至四帝不及祖祢，何容更言七代，于理无矣。二者，今已兄弟相及，同为一代，矫前之失，则合复祔代宗神宗于太庙。或疑已祧之主，不合更入太庙者。按晋代元、明之时，已迁豫章、颍川矣，及简文即位，乃元帝之子，故复豫章、颍川二神主于庙。又国朝中宗已祔太庙，至开元四年，乃出置别庙，至十年，置九庙，而中宗神主复祔太庙。则已迁复入，亦可无疑。三者，庙有定数，无后之主，出置别庙者。按魏、晋之初多同庙，盖取上古清庙一宫，尊远神祇之义。自后晋武所立之庙，虽云七主，而实六代，盖景、文同庙故也。又按鲁立姜嫄、文王之庙，不计昭穆，以尊尚功德也。晋元帝上继武帝，而惠、怀、悯三帝，时贺循等诸儒议，以为别立庙，亲远义疏，都邑迁异，于理无嫌也。今以文宗弃代才六七年，武宗甫迩复土，遽移别庙，不齿祖宗，在于有司，非所宜议。四者，添置庙之室。按《礼论》，晋太常贺循云：庙以容主为限，无拘常数。故晋武帝时，庙有七主六代。至元帝、明帝，庙皆十室。及穆、简二帝，皆至十一室。自后虽迁故祔新，大抵以七代为准，而不限室数。伏以江左大儒，遇赜睹奥，事有明据，固可施行。今若不行是议，更以迭毁为制，则当上不及高曾未尽之亲，下有忍臣子恩义之道。今备讨古今，参校经史，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，以存高曾之亲。下以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同为一代，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，为九代十一室之制，以全臣子恩敬之义，庶协大顺之宜，得变礼之正，折古今之纷互，立群疑之杓指。俾因心广孝，永烛于皇明；昭德事神，无亏于圣代。敕曰：“宗庙事重，实资参详。宜令尚书省、两省、御史台四品以上官、大理卿、京兆尹等集议以闻。”尚书左丞郑涯等奏议曰：“夫礼经垂则，莫重于严配，必参损益之道，则合典礼之文。况有明徵，是资折衷。伏自敬宗、文宗、武宗三朝嗣位，皆以兄弟，考之前代，理有显据。今谨详礼院所奏，并上稽古文，旁摭史氏，协于通变，允为得宜。臣等商议，请依礼官所议。”从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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